△清口枢纽遗址
掌上淮安讯 立夏时节，大运河两岸草木争荣，地处淮阴船闸前方的运河水道内千帆竞发，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距离船闸约3公里的枚乘故里古运河边，一块镌刻着“清口枢纽遗址”字样的石碑静静地伫立在岸边，诉说着这里往日的喧嚣与显赫。
千百年来，无论河道怎么变，大运河都没有绕开过淮安。从古运河边的清口枢纽遗址到现代化的淮阴船闸，改变的只是河流的局部走向，不变的是人们在治河、济运上的创新与创造。而在清口枢纽这个不大的地方，上演着长达数百年的治河工程，一系列治河理念和先进工程技术的应用更是堪称大运河上的不朽传奇。
不同凡响的显赫地位
“欢迎来到淮阴船闸……”傍晚时分，京杭大运河由南向北驶来的三艘货船平稳地驶入淮阴船闸，越过这个闸，前方就是京杭大运河、里运河、古淮河、盐河以及淮沭新河等五条河的交汇处——淮安五河口。
△淮安五河口大桥
“这里自古就是枢纽。”淮阴区政协学宣文史委主任徐业龙说，包括五河口在内的淮阴区码头镇一带，历史上是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之地，为漕运锁钥，被视为大运河第一要枢，成为治河的关键，为此兴建了浩大的水利工程——清口枢纽。大运河申遗中，清口枢纽成为遗产点之一。
在淮安，知道清口这个名字的人不少，但能说得清其来历的恐怕不多。据专家介绍，古清口是古淮水和古泗水交汇的地方，因古泗水又名清河或南清河，故入淮口亦被称作清口。
在漫长的岁月里，大运河与淮河在清口处曾平稳交汇，漕运通畅，南宋绍熙五年黄河决口却改变了这一状况，也改变了漕运以及淮安城市的历史。徐业龙介绍说，决口的黄河裹挟着泥沙奔腾而下，夺泗水水道直扑清口而来，入清口后夺淮河水道入海，形成黄河夺淮局面。至明初，黄河夺淮大势已定，淮安清口以下形成黄淮合流，水患频繁，时常危及漕运安全。自此，浩大繁杂的治水工程在黄、淮、运交汇之处的清口拉开序幕，淮安也因此成为帝王们牵挂的要地。
明清时期，因为漕运的发达，清口作为漕运交通枢纽地位更为凸显。明代时，治河名臣潘季驯因黄河泛滥，泥沙淤积淮河和运口，提出蓄水攻沙的治理方略。康熙帝六次南巡，必到清口视察;乾隆皇帝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皇帝如此看重清口这块地方，是因为清口的安危关乎漕运能否畅通，甚至关乎帝国之命脉。康熙十五年，清口枢纽中最重要的大堤洪泽湖高家堰决堤，倾泻而出的洪水淹没了大片土地。彼时，清廷正在进行平定三藩的战争。江南财富之地被淹，漕运受阻，对战事和清廷极为不利，康熙下定决心，要对清口进行全面治理。于是，清口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朝堂之上，题写于奏折之中，几乎成为一个关乎治漕的特殊符号。
不可磨灭的文化遗产
清口枢纽被称作“中国水工历史博物馆”，这并不是淮安人自己提炼的。据徐业龙介绍，给予淮安清口枢纽如此高评价的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延皓。
△码头三闸遗址
说起清口枢纽遗迹，不得不从码头三闸谈起。在淮阴区枚乘故里景区，建有一块码头三闸遗址碑刻。所谓码头三闸是指位于淮阴区码头镇的惠济闸、通济闸和福兴闸，又被称为作头闸、二闸和三闸。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三座闸修筑在仅七八里长的河道上。之所以如此密集，是因为大运河曾经不那么风平浪静，是一条“脾气”十足的河。据专家介绍，淮水在清口进入运河时，由于淮水水位高于运河水位，落差过大，不利于漕运，从明万历年初开始，总理河漕潘季驯创行蓄清刷黄之策，建立码头三闸，一方面缓和了水速以利于行船，另一方面夏秋水涨、冬春水枯，三闸还能起到控制水位的作用，有利于通航和灌溉。
△天妃坝石工墙遗址
惠济祠和天妃坝遗址，位于距离码头三闸遗址西北约1公里的地方。与码头三闸相比，惠济祠和天妃坝遗址还能看到一些实物。“这里的香火还在延续。”惠济祠遗址看护陈玉英是码头镇当地人，她记事时，惠济祠还有两排大房子，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但现在还完整地保留下一块碑刻。从惠济祠遗址放眼望去，四周的地势明显低于这块高岗。陈玉英说，这块高岗四周以前都是运河，大运河围着这块高地绕了一个弯。由于从运河到清口水位落差较大，驾长、舵手、水手过船闸时，都会去闸旁的寺庙烧香祈祷，当时水手们都说：“南河有个奶奶庙，东山头到西山头，三天三夜。”意思是说从惠济祠东绕到惠济祠西需要整整三天时间。由此可见这里的行船是何等艰难。
△惠济祠内至今保存完好的碑刻
惠济祠遗址和清口枢纽遗址一样，也是世界遗产点。在千里运河文化遗迹中，它如一颗熠熠闪耀的璀璨明珠。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始建于明正德三年的惠济祠，在建成后的第11年，明武宗朱厚照南巡途中驻跸祠下。当朝天子幸临，让惠济祠名声大噪。后嘉靖皇帝的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巡幸路过清口，题惠济，惠济祠的名称由此而来。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也都崇奉惠济祠，其中康熙六次南巡多次临幸祠下，使惠济祠受到的敕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让惠济祠成为淮河边一处无与伦比的寺庙。
△为保护好惠济祠古碑刻而修建的保护亭
在清口枢纽周边几公里的范围内，有大量的运河遗迹，除了闸、祠，还有堤坝，位于码头镇御坝村的顺黄坝遗址是清口枢纽中最具考古价值的遗迹之一。据相关档案资料记载，顺黄坝即顺黄之意，为明代时黄河南岸的缕堤，经过历代不断地增高加固，反复堆积，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顺黄坝。顺黄坝筑于黄河南岸，是依托坝来挡水，逼着黄河沿着北堤流入大海，防止黄河倒灌洪泽湖和大运河。顺黄坝工程在清口枢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治河、导淮、济运的重要工程。
△顺黄坝遗址上架设的保护顶棚
徐业龙说，大运河淮安段以清口枢纽为核心，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大运河上进行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时，唯一选择的就是淮安的清口。因为运河沿线很多地方的文化遗产在清口总能找到类似之处，更多遭破坏的、失传的遗产在清口也能寻出踪影。“这里的堤、坝、闸、墩、运道、运口等不仅种类齐全、形态各异，而且功能齐备。”徐业龙认为，清口枢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大自然抗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折射出我们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凝聚了中华民族生于忧患、追求长治久安的民族品格。
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
“中国治河工程史上成就最大的时代莫过于明清之际，工程最复杂的地段莫过于黄河、淮河与运河相交汇的清口。这里曾经孕育了中国古代治河思想和先进技术……因此，今天的淮安市堪称中国治河、水运工程技术思想与实践之渊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孝聪教授曾这样评价清口枢纽。
记者查阅《中国大运河》申报文本了解到，文本中对清口枢纽有这样的评述：“针对黄河夺淮，改变了淮河水系的状况，清口枢纽集成了与水动力学、水静力学、土力学、水文学、机械学等相关的经验型成果，建筑了水流制导、调节、分水、平水、水文观测、防洪排涝等大型工程，成为枢纽工程组群，完整体现了明代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工程意图，是人类伟大创造精神的成果。淮安清口枢纽体现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其整体性尤为突出，河道闸坝、堤防、疏浚、维护、水文观测等工程共同组成运河大型水利枢纽，堪称人类水运水利技术整体的杰出范例。”
在水利专家看来，清口枢纽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治水思想，知名度最大的当属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思想，或者说是以水治水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又是如何奏效的呢?
站在“清康熙《运河图》中的清口”的复制图前，记者对此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在清口这个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影响漕运畅通的正是泥沙俱下的黄河。黄河夺淮后带来的泥沙不仅容易抬高淮河河床，也容易倒灌入洪泽湖和运河口，形成淤塞。清口的治理关键是治理黄河的泥沙。怎样清理淤积的泥沙呢?“清康熙《运河图》中的清口”做了描述：束水攻沙一方面通过修筑减水坝让淮河变窄，另一方面加筑洪泽湖大堤高家堰，提升洪泽湖水位，这样一来，淮河上游水位抬升，水压增大，同时下游河道变窄，水流加速，黄河的泥沙进入清口时就被清水冲刷急速东流。
徐业龙说，明清时期为寻求治河之策，保证漕运畅通，各种治河思想十分活跃，有分流论、改道论、束水攻沙论等等。明代万恭等人对水沙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以河治河”的主张，潘季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清代，靳辅、陈潢坚持“全面修治”、“顺水性而治”，丰富和发展了潘季驯的理论。康熙、乾隆更加重视人的主体作用，从动态上把握河流，对黄河、淮河、运河统筹治理，全面规划，在中国思想史、科技史上都有很大影响。
最让世人惊叹的是清口水利工程技术的创造和应用。徐业龙告诉记者，作为借黄、渡黄的运口，针对黄河夺淮改变了淮河水系的状况，建筑了水流制导、调节、分水、平水、水文观测、防洪排涝等大型工程，成为水利枢纽工程组群，集成了勘察、设计、施工、材料、工艺、方法等诸多技术要素，特别是始于宋代的船闸技术、堰埭技术，明清时期的堤防、石工、防浪、消能等技术的运用，成为当时世界水利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许多技术现在仍然被运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中。
不遗余力的保护情怀
清口枢纽遗址、码头三闸遗址、惠济祠遗址、顺黄坝遗址……采访中，记者在淮阴区码头镇方圆约3公里的区域内来回探访，处处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保护不能有半点马虎。”站在顺黄坝遗址坑前，淮阴区码头镇工作人员李波告诉记者，这里原本规划建设的是住宅小区。2013年前后，在开挖土方过程中发现了顺黄坝遗址，为此镇里改变了规划和土地用途。规划建设的小区被叫停，保护区工程上马。记者进入顺黄坝遗址保护区看到，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被铁制栅栏圈围起来，在遗址所在处，建有挡雨棚。“雨水进不来的，一块砖一把土都得到了保护。”李波说，在保护的同时，码头镇还在顺黄坝保护区建了一个微型的展览馆，对清口枢纽的由来和历史地位进行了展示。馆内展有图片和沙盘展陈，其中的沙盘展陈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清朝时清口枢纽的壮阔景象以及复杂的治水设施。
在惠济祠遗址保护区，看护陈玉英每天都来打扫卫生，记者现场采访时，她正在清理伏在碑刻上的蜗牛。陈玉英说，虽然惠济祠实体现已无存，但保护区有一块古碑刻，地上也散落着许多惠济祠地基石块。“平常这里都是锁着的，有人来访和参观时才开门。”在惠济祠西侧就是天妃坝石工墙遗址，记者看到一段近百米的石工墙呈现在外。这些历经百年风雨洗礼的墙体至今大部分仍完好无损。为了更好地保护石工墙，现场已经架设了与墙体等长的棚子。
事实上，无论是顺黄坝、惠济祠还是天妃坝，保护方面除建设了保护工程，聘请了专门的看护人员，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形成了自发的保护意识。陈玉英说，惠济祠的碑刻似乎得到了护佑，文革时曾有十多人拿着麻绳试图把石碑扳倒，结果费了多大劲，碑体却岿然不动。现在，无论是参观的游客，还是当地人，都对这些大运河古遗存心存敬畏，敬护爱护。“这是发自内心的。”陈玉英说，现在国家那么重视运河文化，她相信家门口的这些运河遗存将会得到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清口枢纽的故事和价值将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与弘扬。对此，每一个当地人都充满着期待。
全媒体记者 江安 周涔嘉/文
江安 曹政/图
通讯员 吴庆章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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