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周恩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在恩来干部学院举行。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自筹备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将周总理的丰富思想、崇高精神与推进地方人大理论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全程参与筹办了本次理论研讨会，以实实在在的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向总理诞辰120周年献礼。
填补总理关于人大制度领域研究的空白
研讨会上，10位领导、专家从不同角度发言，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林认为，此次研讨会呈现出五个特点：主旨明、形式新、层次高、参与广、组织精。
研讨会围绕“周总理与人大制度创立、运行和发展”这一主题进行研讨，角度新颖，内蕴丰富，填补了周恩来关于人大制度领域研究的空白。研讨会期间，与会嘉宾瞻仰了周恩来纪念馆和故居，充分利用总理家乡的特殊优势，将实地参观与研究探讨相结合，将实境教育与思想交流相结合，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实的思考。参与本次研讨会的，既有国家级、省级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专家，又有高校的教授学者，站位高、视野开阔、思想前瞻。会前收到论文60余篇，有内容、有见地、有质量，显示了研究的高水平。研讨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踊跃参与，来稿中有半数都是外地的，很多都是周总理奋斗过的地方。正是对总理的崇敬、怀念，将大家聚集于此，共谈灼见真知。市人大常委会对研讨会高度重视，思考谋划在先、安排布置在前，整个过程周到细致、精准务实。
旗帜鲜明坚持人大制度的政治优势
人大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本次研讨会，以周总理与人大制度的渊源为索引，引领大家回顾历史，特别是制度的发展变迁，让我们体悟到人大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不易，体悟到制度构建过程中的艰辛。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研究员刘金田等所著论文——“周恩来与四届人大”，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高咏沂论文阐述周恩来是人大制度的“坚定守护者”，强调了周总理在极端困难的局势下仍尽力保护了一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和全国人大代表，为之后人大恢复活力保存了骨干力量。这些事迹说明，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要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越是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通过这次研讨会，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人大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不断增强对人大制度的自觉自信。”现场数百名听众纷纷表示深受启迪。
推动做好人大工作的探索实践
进行人大制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引领和指导作用，通过研讨对做好人大工作有所启迪。
省周恩来研究会秘书长张开明在论文《周恩来成功起草“共同纲领”的原因探索》中指出，周总理之所以能够成功牵头起草《共同纲领》，是因为他具有强大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素养，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做好人大工作，必须根据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和人大的职能特点，在法制保障、依法决定、监督制约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开创民主法治建设新局面。
周总理强调“政府要充分尊重人大的职权，在领导和管理国家实际工作中，凡属重大问题均要经国务院会议通过后，作为议案提请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他还提议在人大会议上建立辩论制度。这表明，一方面，政府要增强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大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坚持问题导向，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天津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张红侠在论文中说，周总理非常重视人大代表监督政府工作的作用，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非常重视人大代表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力，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来落实人大代表的权力。十九大报告也对人大作出“工作机关”“代表机关”的新定位。
实践表明，要高度重视代表工作，真正密切人大常委会与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持续深化开展诸如“千百万扶贫济困”等人大代表品牌活动，努力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全媒体记者 杨尚/文 谭鑫/图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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